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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國玉學第一人,在鑒玉江湖中也遭遇過慘痛經歷

他是中國玉學第一人,在鑒玉江湖中也遭遇過慘痛經歷

2021年09月09日 15:04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參與互動參與互動

  讀玉者楊伯達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鮑安琪

  發于2021.9.6總第1011期《中國新聞周刊》

  楊伯達記得,50年代剛進故宮不久,院長吳仲超提倡“讀畫”和“讀字”,雖只搞了兩三年就因“反右”不了了之,但這個“讀”字卻影響了他一生。他覺得自己70年文物生涯的苦楚和歡樂,均從這個“讀”字上來。

  他早些年讀得很雜,對金銀器、琺瑯器、玻璃器、象牙犀角雕、清代院畫等都有研究,是故宮里的雜項專家。直到1992年離休,年過60的他才真正專注于讀玉,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玉學大家。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專業委員會會長徐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楊伯達生命的最后幾年,其他話題已經引不起他任何興趣了,但只要一提到玉學、玉文化,他馬上就有了說話的興頭。2019年下半年他住院時,有一次大家去看他,他在病床上滔滔不絕地聊玉學發展,一直說了兩三個小時,大家怕他勞累,但很難打斷他的話頭。

  2021年5月21日,94歲的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楊伯達去世。

  楊伯達生前常說,玉文化深植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是華夏文明的第一塊奠基石,中西文化的分水嶺。他很欣賞美學理論家王遜對玉之美的論述:如同西方人認為“一切藝術趨歸音樂”,在中國則可說,一切藝術趨向美玉。

  “春水”與“秋山”

  楊伯達最早與玉結緣可追溯到1959年。

  那時,在院長吳仲超的指示下,故宮開始對庫房進行清理。專家組成定級小組,將各類文物劃分出一、二、三級,再進行“三核對”(即文物、庫藏卡片和賬冊三者核對一致)和編目。

  時任故宮美術史部副主任的楊伯達與故宮一位老研究員、來自琉璃廠的一位老古董商三人一組,負責對館藏清代玉器進行分級和整理。

  1959年夏,三人用三個月時間看了一萬余件清代玉器,差不多是故宮玉器收藏的三分之一。他們在庫房外的陰涼地擺一張桌子,保管人員不斷將大大小小的玉器搬運出來,忙得滿頭大汗。他們就一件一件地看,一天能看三四十件。

  那時故宮文物有“三大家”(唐蘭、陳萬星、徐邦達)、“四大類”(書法、青銅器、繪畫、陶瓷),楊伯達在這些大類的縫隙中尋找著適合自己的研究領域,玉還沒有成為他關注的重點。他發現,玉器鑒定有一個不同于書畫、青銅等的特點,那就是找不到鑒定的標準器。

  故宮收藏的玉器都是傳世玉器。傳世古玉除少數可以查清來龍去脈者外,絕大多數來無蹤去無影,那時尚沒有年代確定的出土玉器作為參照,只能依靠收藏家常說的“流傳有緒”的一小批見諸著錄的玉器,專家說是什么年代的就是什么年代的。

  楊伯達還注意到,這批古玉里有兩種玉與其他玉器的風格迥然不同,一種是鶻攫天鵝,一種是山林群鹿,充滿特殊的山林野趣和北國氣息。他是學美術史的,覺得山林群鹿玉與遼慶陵山水壁畫、故宮收藏的遼契丹畫家所畫的《秋林群鹿圖》和《丹楓呦鹿圖》有相似的風格。柞樹葉子也是遼代繪畫中特有的元素,完全不同于漢族常用的松柏竹梅。他因而猜測,這會不會是遼金的玉器呢?

  那時古玩界的民間藏玉多為明清玉,因此身邊幾位專家只熟悉明清玉。古玩界對宋玉的判斷標準只有一個籠統的“細”,北宋南宋不分,對遼金玉器就更無視了。因此楊伯達只能把這個疑問放在心中。

  這個疑問成了一個漫長的伏筆,一直在他心中發酵醞釀著,直到80年代。

  1981年,楊伯達受邀參加木蘭圍場200周年慶,認識了滿族學者布尼·阿林,向他請教滿族的風俗文化和遼金歷史,又經他介紹認識了赤峰政協副主席、曾任考古隊隊長的遼金史專家蘇赫,三人相談甚歡。交談中,楊伯達學到了一個關鍵詞“捺缽”。“捺缽”是契丹語,意為遼帝的行營所在。

  不久,楊伯達到黑龍江阿城開會。阿城是金代的都城,在阿城博物館里,他看到了出土的銅天鵝。一見展翅飛揚的天鵝,他就感到,謎底更近了。

  受此啟發,他再次查閱《遼史》和《金史》。據《遼史·營衛志》記載:“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為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為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缽’。”文獻記載,遼帝“四時捺缽”,春狩主要獵天鵝(鶻就是海東青),秋狩主要獵鹿。女真族滅遼建金后,依然沿用這樣的風俗,只是不再使用契丹語的“捺缽”,而將春狩、秋狩改稱為“春水”“秋山”。

  1983年,他在故宮院刊上發表《女真族“春水”、“秋山”玉考》,將鶻攫天鵝玉命名為“春水”玉,將山林群鹿玉命名為“秋山”玉,認為其應是遼金時期的玉。

  至此,經過20多年的尋索,一個考古之謎終于在他手上揭開,也成為他讀玉的精彩代表作。

  國寶翡翠“86工程”

  80年代,楊伯達還參與了一項翡翠國寶工程。

  四塊翡翠國寶是如何流傳下來的,現在已經很難說清楚,只知道出于緬甸勐拱,清末輸入內地。北京市玉器廠老藝人王樹森50年代曾見過這四塊翡翠,后來再沒聽說它們的下落。1980年7月,他向《北京晚報》記者言及此事,記者以《國寶何在》為題發表了文章。幾天后,國家計委物資儲備局直屬儲備處處長翟維禮親自來到廠里告知王樹森:“寶玉妥存。”此后,輕工業部所屬工藝美術總公司、北京市玉器廠向上級打報告,請求用這四塊翡翠制作大型工藝美術珍品。萬里、張勁夫等領導人批準了報告,指示由輕工業部負責。

  物資儲備局首先組織了14人的國庫翡翠鑒定小組。鑒定結論是:四塊翡翠產于緬甸,四塊原料總重量803.6公斤,時價為1500萬人民幣。

  輕工業部、工藝美術總公司組織了由15人組成的題材審議委員會,楊伯達是成員之一。1982年11月,輕工業部在北京市玉器廠主持召開第一次審議委員會議。會上楊伯達建議,要吸取清乾隆制作《大禹治水玉山》的經驗。《大禹治水玉山》是清代帝王玉的巔峰之作,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作品。

  經三次審議,初步議定一號料作泰山(《岱岳奇觀》),二號料作香薰(《含香聚瑞》),三號料作花籃(《群芳攬勝》),四號料作插屏(《四海騰歡》)。翡翠由北京市玉器廠施工制作,因擬于1986年制作完成,被命名為“86工程”。但因難度極大,實際到1989年才完成。

  擔任四號料主設計和主雕人的是郭石林。他回憶,楊伯達幾次帶他們到故宮和頤和園觀摩古代玉器。郭石林在故宮的倉庫中看到大量古玉作品,還在頤和園見到了外界一般見不到的慈禧的百鳥朝鳳翡翠插屏。

  郭石林記得,楊伯達每每來玉器廠,都對制玉工藝非常感興趣,會向匠人請教花薰的球形是怎么挖的、插屏的大幅玉片是怎么分割的、鏤空的玉活鏈如何精準琢磨等等。

  崔奇銘跟隨師父郭石林一起參加了制作。他回憶,楊伯達當時常來玉器廠給大家講課,如講歷代玉雕龍的變化與特點、故宮歷代山子(一種以山水為主的玉雕)。

  楊伯達在故宮看過數十件大小不等的宋至清代的山子作品。他分析,這些山子的布局都采用高遠、深遠、平遠的“三遠法”,山石面上用皴法雕飾樹木花草,人物鳥獸比例合理、動態自然,達到形神兼備的境地。

  隨著對設計制作的跟蹤,楊伯達對翡翠的研究興趣更加濃厚起來。

  中國的玉石公認以和田玉為代表的閃石玉和以勐拱翡翠為主體的輝石玉為美玉,前者被稱為軟玉,后者被稱為硬玉。中國傳統文化歷來以和田玉為“真玉”,對翡翠一開始是采取排斥態度的。但到乾隆晚期,翡翠價格上揚,“遠出真玉之上”。

  與和田玉崇尚白玉不同,翡翠以高綠取勝,這種水汪汪的綠在和田碧玉、瑪納斯綠玉上都是找不到的。楊伯達認為,翡翠的這種翠綠審美帶有地方特色和庶民趣味,從形容翡翠質地的“玻璃地”“蛋清地”“鼻涕地”“渾水地”“狗屎地”等可見一斑。云南人形容翡翠之美也不是“溫潤”,而是用通俗易懂的“水”字,形容其像水一般靈透、清澈、蕩漾、流動。他們對翡翠“水頭”的感受是非常敏銳的,這是一種外地人想學而不易得的天賦。

  與上萬年的玉文化相比,翡翠從露頭到滲透進玉壇到占據第一把交椅,只有三四百年。文人感嘆:“此即山川靈秀之獨鐘,而為今日豪華之賞玩焉。”楊伯達認為,翡翠玉文化是中國古老玉文化在近代社會發生的一次變異和扭曲,將傳統玉文化中含蓄的財富功能赤裸裸地暴露出來,震撼了傳統玉文化的倫理根基。

  如今翡翠制品在首飾方面已取代和田玉,在擺設方面與和田玉平分秋色,在大件雕刻品方面則遠遠超越了和田玉,因此才有四件翡翠國寶的誕生。

  鑒玉江湖

  1992年,楊伯達從故宮博物院離休(后返聘擔任院內專家至1997年)。從這時起,他才正式轉向玉器研究。

  做這樣的學術轉向,他不是沒有思想斗爭的,因為作為一位雜項專家,他在雕塑、工藝、清代院畫等很多方面都積累了大量研究材料,但是他看到了這里面的巨大機遇。

  80年代,玉器熱潮興起,尤其是隨著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這個“崇玉部落”墓葬的發掘,玉器研究日益重要。顯然,玉器擺脫“雜項”的地位,成為一個獨立的重要門類,正當其時。

  也是在1992年,中國文物學會玉器研究委員會在故宮漱芳齋成立,楊伯達被選為會長。

  擺在他面前的首先是古玉辨偽的亂象。當時收藏古玉之風熾烈,偽造古玉之風同樣來勢兇猛,迅速燒遍了中華文化圈。楊伯達感嘆,可能收藏家命里注定要吃進偽古玉,交足學費后才能成為行家里手。

  另一方面,進入80年代,隨著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墓葬的大規模發掘,古玉鑒定沒有標準器的問題得到了很大改觀。兩大墓葬中都出土了大量隨葬品,其中玉器占90%以上。其中一些“鑒定標準器”,構成中國8000余年玉器發展史的脈絡,如果一位收藏家沒有掌握這個脈絡,那他就只好在玉器寶庫的門前徘徊,永遠不能得其門而入。

  但是光掌握鑒定標準器還不夠,還需要一種反面的“辨偽樣板器”,又叫“辨偽活化石”。能作為樣板器的,一是要有物證,二是要有典型性。這些樣板器就隱藏在浩如煙海的傳世古玉中,其中典型的一件是故宮收藏的白玉雙童耳杯。

  乾隆皇帝也是古玉造假的受害者。乾隆十八年,他在欣賞白玉雙童耳杯時,因其外沁(沁色即玉器在墓內受環境侵蝕染上的黃、赤、白、黑等顏色)“撫之留手”,起了疑心,便咨詢玉工姚宗仁,姚氏說明此杯是他祖父所制,并介紹了染玉之法:涂以琥珀,再經勿烈勿熄的文火燒烤。乾隆將此事原委記錄下來,名為《玉杯記》。

  楊伯達也撫摸過此杯,表沁確實“留手”,沒有滑暢之感,細看像喝完粥后留在碗壁上的黏著物,沁色未入肌理,剝落處露出雪白的玉肌。

  白玉雙童耳杯讓他體會到辨偽樣板器的價值。他努力尋覓,從論文中尋找線索,到各兄弟博物館去實地調查,經過幾年探尋,獲得了數十件寶貴的辨偽樣板器。

  1992年,國家文物局組成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對全國各省市文物部門一級文物全面核定。楊伯達參加了第三輪鑒定。鑒定分青銅器、陶瓷和玉器雜項三個類別,楊伯達在玉雜組。

  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秘書長劉東瑞回憶,楊伯達很用功,一件文物上手,會拿小尺子丈量,邊問邊記,認真畫圖,有時經同意后還要拍照記錄。

  在沈陽鑒定一件明朝宣德年間的剔紅漆器時,鑒定小組成員傳了一圈都認為沒問題,到楊伯達時,他說了聲“慢點”。他解釋,這樣的漆器在故宮庫房里還有很多,這是大明永樂年間的針刻款,這件剔紅是將針刻款里的“大明永樂年制”磨掉,再用刀刻上“宣德”字樣。大家細看,才恍然大悟。

  楊伯達離休后也常接到一些收藏家去鑒定文物的邀請,他一般都婉言謝絕,還常勸告一些專家:“你們要小心自己的眼珠子。”但世事難料,他自己也遭遇過一次堪稱慘痛的經歷。

  2003年,房產開發商謝根榮為了騙取銀行信任,帶領一家銀行的支行行長和副行長參觀自己的根榮陳列館。陳列館中的一件“金縷玉衣”和一件“銀縷玉衣”,附有史樹青、楊伯達等5位文物專家簽字的“鑒定報告”,顯示兩件玉衣價值約24億。事實上,這只是謝根榮找人用市場上購得的玉片自己串成的。

  2008年國家審計部門在審計中發現了該銀行的問題,騙貸事發。2009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貸款詐騙罪一審判處謝根榮無期徒刑。一時間,五位專家出具的“鑒定報告”成為輿論的焦點。

  在當時的采訪中,楊伯達說,他只是應朋友之邀參加了一個“小聚會”。召集人是中國收藏家協會前秘書長,彼此有多年交情。至于看的過程,沒有打開柜子,也沒有上手,只是圍著玻璃柜子走了一圈。他當時覺得,沒必要跟這些藏家較真兒,告訴他實話,說他的東西不對,交情可能就沒了。私人藏家的聚會參加起來頗感無奈,推卻不掉也只好隨大流了。

  于明和楊伯達相識多年,在楊伯達離休后常為他處理一些有關會議、活動的事務。于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時專家們難免會參加一些所謂“人情活動”,認為都是人情世故,為了推廣玉文化有時也需要為之。他看到,謝根榮案給了楊伯達重大打擊。從此,楊伯達再也沒有為私人鑒定簽過字。

  玉之美在其純粹

  古玉的鑒定與辨偽還只是玉器實務,如果研究僅停留于此是“缺少內涵”的,楊伯達想要努力實現的,是從“器”到“道”的提升。

  時任遼寧省文化廳副廳長兼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郭大順說,當時學界一些人認為玉學作為一門學科還難以立起來,楊伯達的想法是超前的。

  2001年,玉器研究會在新疆和田玉主產地且末縣成功主辦了“中國和田玉玉文化學術研討會”。楊伯達感慨,三年籌備,行程萬里。與會者連續乘車18個小時,穿越塔里木盆地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終于在深夜抵達會址。

  楊伯達認為,和田玉是把握中國古代玉器發展史的關鍵。和田玉是玉中精英,眾玉之魁,儒家所推崇的“真玉”。

  “古人辨玉,首德次符。”德即玉的質地,符即玉之色。和田玉的礦物粒度非常細小,排列呈“毛氈狀結構”,即像毛氈一般均勻、無定向地密集分布,因此呈現出溫潤瑩澤、堅韌細致的質地。這種“溫潤”正符合儒家所推崇的“溫柔敦厚”的高尚品格,因此有“君子比德如玉”“有斐君子,如圭如璧”等句。

  對于如何辨識和田玉,古人曾說:“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楊伯達說,西方之玉就是指和田玉,“玉聲沉重,而性溫潤”正合乎他長期觀察和摩挲和田玉所得到的印象和感覺,而南方之玉則是指良渚文化等地區出產的玉。良渚文化的玉經過檢驗,大多是透閃石和陽起石,這兩種玉石的硬度在5.5~6度,比和田的角閃石玉(硬度在6~6.5度)稍軟,可以說確非“真玉”。它們雖然在礦物學上同屬一族,但古玉并不僅是礦物學的玉,而是一種文化現象和觀念形態上的玉。

  楊伯達2005年出版的《巫玉之光》,則將研究觸角深入到史前玉。

  在對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史前文明的考古發掘中,史前玉器的價值越來越凸顯出來。考古界于90年代初率先提出重建中國史前史,而史前玉器研究則成為史前史研究的一支生力軍。

  楊伯達提出,在史前社會里,玉的價值不是美,而是神物,所謂“巫以玉事神”。他把中國玉文化的發展道路歸結為巫玉——王玉——民玉,認為玉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基因。

  安徽省文物局綜合處處長、調研員張宏明認為,楊伯達的玉器研究論文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那就是論證未必最為嚴謹,結論卻是石破天驚,合乎邏輯,閃爍著思想火花,因此他能成為玉文化研究階段性集大成式人物。

  2013年,楊伯達卸任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專業委員會會長之職,擔任名譽會長,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王亞民接任會長。王亞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楊伯達是一位專家學者型領導,治學非常嚴謹,正是他擔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期間,開始強調“學術故宮”。

  他覺得,楊伯達的研究得益于故宮內海量珍貴藏品,因此起點很高。很多研究文物的專家對微觀研究很深入很細致,而楊伯達卻能從大處著眼,從細處入手。“他常對我說,思維上要有高度,視野要有寬度,研究方法上要有獨特的角度。”

  工作于故宮博物院器物部玉器組的徐琳從2019年8月開始接任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專業委員會會長。她每次去楊伯達家,幾乎都看見他在小客廳的書桌前寫東西,頭埋在稿里,周圍全是書。她常在早晨8時或者7時50分接到楊伯達的電話,要她幫忙查一個資料。楊伯達不會用電腦,大量的學術文章都是自己手寫,常常需要徐琳和其他故宮工作人員幫忙在網上查資料或考古報告。在2019年生病住院前幾年里,他每天都工作到晚上兩點。徐琳覺得,他仿佛有一種使命感,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一些事情做完。

  楊伯達很推崇另一位讀玉者——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創系主任王遜。

  1988年楊伯達在主編《中國玉器全集》時遍查玉器資料,發現了王遜1938年撰寫的論文《玉在中國文化上的價值》。王遜是西南聯大畢業生,與梁思成和林徽因等過從密切,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54歲就英年早逝。

  在楊伯達的研究由玉器邁向玉文化時,他想起此文,找出來重讀,深深被其時隔70年而不減的理論光彩所震撼。

  王遜寫道,玉的色澤之美是神秘的,是一種最復雜、最不可描寫、最不能確定的色澤,而正是這一點讓中國人“愛之不倦”。楊伯達由此想到自己常年讀玉所體驗到的玉色之美。如玉中最受推崇的羊脂白玉,細審起來并非純白,而是類似羊油,白中透出微微的、淺淡多變的青色。不止羊脂白玉,所有的玉都難以找到標準色。這一點,只有常年奮戰在玉場的采購人、有著豐富經驗的玉器研究者和愛玉如命的收藏家才能體會到,并從中得到無窮的樂趣。

  王遜認為,說到底,玉之美在其純粹,不以具體形態動人,而是虛幻、流動、不可描述,這一點與音樂的本質相同。楊伯達想到,他自己及一些同好在見到一塊美妙的玉料時也常會產生這種無法言傳的恍惚之感,老古玩家稱之為“不能言傳,只能意會”、似“迂腐”又似“靈通”之境。

  “美的教育具有解放思想的品質。”在《〈玉在中國文化上的價值〉一文的玉美學觀》一文中,楊伯達以黑格爾這句名言,結束了兩代讀玉者的隔空靈魂對話。

  《中國新聞周刊》2021年第33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編輯:于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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